虽然天才刚刚亮，雾气还未散去，但湖南省巡抚衙门大堂内已经坐满了人。清朝皇帝大多勤政，在皇帝的影响下，各省的官员都很勤勉，大清早起来商议事情是行之已久的惯例。

湖南巡抚骆秉章坐在首席，神情严肃。见大家都到齐之后，骆秉章从怀中拿出一张状纸，往桌子上一摆，说道：“诸位，这是一封善化乡民的告状书。里面讲到善化知县谢某，巧立名目，擅自加征地丁漕折。百姓倾家**产也不能完纳，只好告状，请求减少地丁漕折的征收。谢某又阻扰百姓告状，前几天还派人打伤了十几名前来长沙告状的老百姓。对于这个事情，大家有什么看法啊？”

骆秉章的话音刚落，按察使兼粮道谢煌就站起身来，对着骆秉章大声说：“地丁漕折万万不可减征。减征不可能提高百姓缴纳的积极性，反而助长了他们的嚣张气焰，导致税收减少。与其减征，不如多征。对于那些抗拒征收者，该抓的抓，该杀的杀。这样，拖欠的地丁漕折马上就能收上来。”

骆秉章斜视了他一眼，不紧不慢地反驳道：“减征百姓都不大愿意交，多征还会交吗？这不是逼百姓造反吗？今年地丁漕折征收的形势非常严峻，如果不设法改革，恐怕连一钱银子也收不上来。到时候，湘军的军饷从哪里来？”

面对骆秉章的质问，谢煌依旧显得不以为然。为了减少改革的阻力，骆秉章决定进行一系列人事调整。

按照惯例，粮道都是由按察使兼署。骆秉章则另外委任了一个姓徐的人担任粮道，谢煌因此无权主管减征地丁漕折的事。另外，骆秉章又将那个惹事的善化知县撤职。这样一来，改革的阻力基本上被铲除，骆秉章也就放心地让左宗棠去实施减征地丁漕折的新政策了。

此时的左宗棠虽然官品很低，但深得骆秉章的信任，湖南的军政财权，实质上都掌握在他的手中，骆秉章只是垂拱而治而已。

地丁漕折的减征，大大地调动了老百姓缴纳税收的积极性。同时，骆秉章、左宗棠又对全省的吏治进行了大规模的整治，胥吏中饱私囊的情况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遏制。这样一来，历年拖欠的地丁漕折很快就征收上来了。湖南的财政局面得到了根本的改善。

与此同时，骆秉章、左宗棠又在全省水陆要冲开始征收厘金，并且努力扩大捐输。湘军军饷的三大重要来源一齐得以开展，是从湖南开始的。湖南也因此成了湘军最重要的大本营。胡林翼之所以能够在湖北站住脚跟并最终拿下武昌，刘长佑、王錱的援赣军之所以能够改变湘军在江西的被动局面，根本原因就在于湖南能够提供源源不断的资助。这其中，左宗棠的功劳是很大的。当然，知人善任的骆秉章也功不可没。

在湖北方面，依靠湖南的援助，原本被太平军打垮了的外江水师得以重建。这个时候，原本是湘军水师将领的李孟群、鲍超等人，都改带陆师。在彭玉麟离开湖北后，杨载福成了外江水师唯一的领导人。在他的带领下，外江水师逐渐控制了武汉周边的长江水域。

这时候，湘军丧失了一员重要的将领。当初曾国藩虽然同意罗泽南去湖北，但是随着形势的恶化，他一再写信给罗泽南，请求他将部队带回江西。

罗泽南考虑到曾国藩在江西陷入重围，出于义气，他很想回到江西解救曾国藩。但是，武昌攻坚战胜利在即，他不愿意放弃这唾手可得的功劳。于是，他加紧攻打武昌，悲剧也就因此而造成。

1856年4月5日，罗泽南在指挥攻打武昌的战役中，被太平军火枪击中左额，当即血流满面，衣衫尽赤。但罗泽南丝毫没有心慌，依旧端坐着指挥战斗，直到部队全部安全撤回。

接下来的几天，罗泽南躺在病榻上，虽然生命行将终结，但他仍保持着大将风度。他将李续宾等弟子叫到榻前，与他们谈论时事，说到慷慨动情处，他命李续宾拿来纸笔，仰卧着写下了这么一行字：“乱极时站得定，才是有用之学。”这是湘军的军魂，是罗泽南留给湘军将士及后人最重要的精神遗产。

4月12日，罗泽南伤重而逝，其部由李续宾接续统领。罗泽南的突然离世，令曾国藩感到非常内疚，因为正是他的催促，才使得罗泽南不顾生命安全，拼命攻城，最终因此而丧生。

当初，正是在罗泽南的支持下，曾国藩才敢于连上奏折，进行了一场自上而下的改革。后来，又是在罗泽南的支持下，他才得以练成湘军，并接连取得胜利。然而现在大业未成，罗泽南就驾鹤西去，怎不令曾国藩痛断肝肠！

所幸的是，罗泽南只是擅长教化鼓动，对战略战术并不在行。在打仗方面，他一直仰仗着弟子李续宾。这样一来，虽然罗泽南离开了，这支部队依旧有着不可小视的战斗力。这与塔齐布去世后，其部由不会打仗的周凤山接续统领，结果在不到一年后就彻底溃散有着根本的区别。所以，罗泽南的逝世，虽然是湘军的重大损失，但并没有对湖北战局产生太大的影响。

在江西方面，在周凤山率部与太平军在樟树镇展开拉锯战的同时，骆秉章派出的以刘长佑为首的援赣军已经往湘赣边境开拔。

刘长佑也是一个很有个性的人，相传当年他去京城参加朝考，曾国藩本想照应他，被他拒绝。他不像江忠源那样亲近曾国藩，而是刻意和曾国藩保持着一种若即若离的关系。他的军队自始至终都不受曾国藩指挥。此时，他率军援赣，也只是奉命行事，并不是因为他和曾国藩之间有什么重要的交情。

援赣军刚进入江西，就取得了一系列胜利。1856年3月27日，也就是周凤山兵败樟树镇后的第三天，他们攻克了湘赣边境的重镇萍乡，在江西站住了脚跟，并且开始进攻袁州府城。

除了刘长佑的援赣军之外，之后湘军在江西又多了两股重要力量。他们分别由曾国藩的两个弟弟曾国华及曾国荃率领。

曾国藩几兄弟性格都不相同，曾国藩沉稳，曾国华孤傲，曾国荃蛮横。曾国藩非常看重曾国华，然而造化弄人，才华横溢的曾国华在科举考试当中连连受挫，反倒是之前不被曾国藩看好的曾国荃考上了优贡生，成了众兄弟之中除曾国藩之外科举成就最高者。

周凤山兵败樟树镇之后，曾国藩在江西陷入非常被动的局面。当时在湖北的曾国华看到哥哥陷入困境，便向胡林翼请兵，由他率领前往江西解救曾国藩。胡林翼拨出四千一百兵，交给曾国华统率，前往江西。湘军在江西多了一股有生力量。

前面说到，太平军声东击西，迷惑周凤山，攻下了江西吉安府城。吉安府有着非常重要的战略地位，太平军控制了吉安、临江、袁州三座府城，就完全切断了曾国藩所率领的江西湘军与大本营湖南的联系。尽快攻下吉安，是当务之急。对于这一点，清政府也是很清楚，他们决定派黄冕前往吉安任知府。

黄冕这个人，读者朋友可能不是很熟悉。但其实他是湘军中的一位非常重要的人物。黄冕精于理财，是湘军的几大财神爷之一。他为曾国藩湘军筹措了大量军饷，是帮助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的关键人物。

黄冕在理财方面是高手，但却不会打仗。当时，吉安已经被太平军占领，作为吉安知府的黄冕的首要任务就是收复吉安，不能打仗是不行的。所以，他决心找一个军事高手与他一起前往。他要找的这个人，就是曾国荃。

曾国荃这个人，对当官不感兴趣，却热衷于带兵打仗。他得知哥哥陷入重围，相当危险，正想带兵前去解救。正好这时候，黄冕来找他，两人一拍即合。两人征得湖南巡抚骆秉章的同意，招募了三千兵勇，与周凤山剩下的三千残兵合为一军。因为这支军队的主要目的就是收复吉安，因此被叫做“吉字营”。就这样，曾国荃与吉安这座最终使他扬名立万的城市，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。

纷纷进入江西的几支湖南军队，虽然没能迅速改变曾国藩在南昌周边被太平军重重包围的困难局面，但牵制了太平军绝大部分的兵力，使得他们不敢放肆进攻南昌周边。处于包围圈中的曾国藩，在彭玉麟所率领的内湖水师的保护下，暂时也比较安全。湘军与太平军在江西的争夺，进入了胶着状态。与此同时，在湖北方面，湘军与太平军也进入了长期相持的阶段。

就在大家都觉得这种相持的局面可能持续很久的时候，太平天国首都天京城内的一场大屠杀，彻底打破了这种力量的均衡。

纵观中国历史上的几次大的失败了的农民起义，我们会发现它们有着几乎一致的发展轨迹。在起义之初，大多能够奋发图强、精诚团结，然而一旦取得一点小胜利之后，就骄奢**逸、争权夺利，最终很快走向覆亡。太平天国就是这样的。

进入南京“小天堂”以后，洪秀全、杨秀清等太平天国重要首领迅速腐化。同时，太平天国内部的斗争也日益白热化。

东王杨秀清在太平天国的发展壮大过程中功劳最大，他不甘心屈居于洪秀全之下，想要取代洪秀全的地位。他利用天父下凡那一套鬼把戏，不断迫使洪秀全让步。

擅长政治斗争的洪秀全当然不会任人宰割，他以密诏召回韦昌辉、石达开、秦日纲三位统兵在外的重臣，命他们诛杀杨秀清。北王韦昌辉、燕王秦日纲与东王杨秀清有深仇大恨，他们得到密诏后，率兵杀入东王府，将东王及其手下两万多人斩杀。

石达开回到天京后，责怪韦昌辉杀人太多。韦昌辉又准备捉拿石达开，石达开连忙逃出城外，但他在城内的家人和部署都被韦昌辉杀害。

之后，杀红了眼的韦昌辉，为了篡夺最高权力，又将刀锋指向天王洪秀全。洪秀全在天京百姓的支持下，将韦昌辉及助纣为虐的秦日纲处决。持续两个多月的天京事变这才宣告结束。

经过这场内讧之后，洪秀全不再相信异姓王，将军政要事全都交给他那两位昏庸无能的哥哥处理。石达开失去了洪秀全的信任，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样节制一方了。之后，他更是负气出走，带走三十万精兵，严重地削弱了太平天国的实力。

天京事变对于湖北、江西战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。湖北方面，太平军防守武昌的最高统帅韦俊就是韦昌辉的亲弟弟，他得知哥哥在天京被杀，哪里还有心思守城。胡林翼、李续宾率领的湘军陆师与杨载福的外江水师一道，乘机对武昌发起最后的进攻。韦俊招架不住，自好撤兵东逃。经过一年多的围攻，湘军终于拿下了武昌这座重要城市。

江西方面，局势也在朝着有利于湘军的方向发展。1856年11月28日，刘长佑率领的援赣军攻下袁州府城。曾国荃率领的吉字营也在吉安屡获胜仗。之后，李续宾率领的湘军陆师及杨载福率领的外江水师也开始进入江西。湘军在江西的被动局面即将得到根本性的转变。

就在湖北、江西的局势都有所改善的时候，曾国藩得到了一个噩耗，他的父亲曾麟书病逝了。悲痛欲绝的曾国藩立马给朝廷上了一道请求回家守制的折子，然后不等皇帝批复，就连夜赶回湖南老家。

曾国藩的这一行为遭到了以左宗棠为首的湖南官场人士的猛烈抨击。左宗棠认为曾国藩在军情非常紧急的情况下，不负责任地选择离开，这是一种不忠的行为。

自1854年底曾国藩率领湘军渡过长江，开始攻打湖北起，直到这个时候，曾国藩离开湖南已经两年多了。然而，当他再次回来，湖南官场依旧像两年多以前那样不欢迎他。好友左宗棠对他的中伤，尤其令他感到愤懑。长期处于焦虑状态的他，得了严重的疾病，茶饭不思，晚上也睡不着觉。

屋漏偏逢连夜雨。就在这时候，朝廷对他所上的那道请求在家终制的折子的批复下来了。朝廷当然不会同意他在家守孝三年，而是催促他赶紧回到江西军中。

朝廷的这一批复使曾国藩误以为朝廷是非常信任他的，于是他将自己两年多以来逐渐积累的苦闷全部道出，希望皇帝能够理解他的苦衷，授予他督抚实权，以使他更好地为朝廷效力。

曾国藩认为，带兵打仗的将领，必须要获得地方的支持才好办事。地丁、漕折、厘金的征收，捐输的劝导，全都得仰仗地方支持。没有地方的支持，军饷就会经常匮乏，军队迟早都要溃散。带兵将领要想获得地方支持，就必须拥有总督或者巡抚的职权。

他对咸丰皇帝说，他这两年多之所以与湖南、江西官场闹得很僵，导致湘军军饷经常得不到供给，原因就在于他没有督抚实权。他向咸丰皇帝保证，只要皇帝将督抚实权交给他曾国藩，大局就一定会有转机。

曾国藩以为自己说得在情在理，皇帝一定会答应他的请求。然而这时候，主张重用汉人的文庆已经过世，朝廷之中已经没有了替曾国藩说话的人。因此，刚愎自用的咸丰皇帝自作主张，拒绝了曾国藩的请求，命他在籍终制，等三年丧期过去后，再给予他新的任命。这样一来，咸丰皇帝实际上是剥夺了曾国藩对湘军的领导权。

曾国藩绝对想不到，他辛辛苦苦为清政府征战这么多年，最终换来的只是咸丰皇帝对他的猜忌。曾国藩的宿敌，以左宗棠为首的那些长沙城内的官员得知这件事后，一个个喜形于色。左宗棠认为曾国藩向朝廷索要督抚实权，是在要挟朝廷，是大逆不道的行为。其他人也跟着起哄，大骂曾国藩是假道学。

曾国藩的人生理想就是做圣人，他最忍受不了的就是别人说他假道学。在得知长沙官场对他的嘲讽后，坚忍功夫尚未修炼到家的曾国藩彻底被击倒了。他的病情越来越严重，大有追随父亲而去的味道了。

曾国藩的好友欧阳兆熊得知曾国藩病重后，推荐了一个叫曹耀湘的人前去给曾国藩看病。这个曹耀湘，并不是个单纯的医生，他精通经学和佛学，是个小有名气的学者。

曹耀湘来到荷叶塘见到曾国藩的时候，曾国藩已经卧床多日，气息奄奄。曹耀湘给他把完脉后，曾国藩努力睁开眼睛，声音异常微弱地对曹耀湘说：“我这病，还有救吗？”

曹耀湘笑道：“涤生兄得的是心病，心病还须心药医。”

果然是名医，一句话就点中了病根！曾国藩这么想着，猛地坐起身来，用渴求的眼光望着曹耀湘说：“心药在何处？”

曹耀湘不紧不慢地从旁边的书架上拿过来一册《道德经》，递到曾国藩手中，对他笑着说：“岐黄可以医治身体上的病，而黄老可以医治心病。涤生兄只需将《道德经》熟读三百遍，自然能明白我的意思。”

以孔子、孟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和以老子、庄子为代表的道家思想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两个支柱。儒家主张入世，以挽救世道人心；道家主张出世，倾向明哲保身。中国的士大夫长期以来都受着这两种截然相反的思想的影响，在进与退、仕与隐之间不断地做着抉择。曾国藩之前的所作所为，体现的正是儒家的思想，舍生取义、杀身成仁，不妥协，不推让。但这种思想在现实生活中是很难行得通的，犹如松树虽然坚韧但很容易被大风吹断，茅竹虽然纤细却能抵挡飓风的肆虐一般，生活中往往需要刚柔相济、以柔克刚。只有这样，我们每个人才能像老子所说的“水”一样，能够适应任何环境，心胸像大海一般的宽广。唯有如此，才能成就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事业，用成功书写人生的美丽篇章。

曾国藩当然明白曹耀湘为什么要他读《道德经》。当他躺在**一遍又一遍地高声朗读《道德经》的时候，他的脑海里浮现出了一幅幅过往的画面。当他诚惶诚恐地等待着咸丰皇帝对《敬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》的批复时，咸丰皇帝当着朝臣的面，怒气冲冲地将奏折扔到地上，并且准备严惩他。当绿营兵冲进巡抚衙门大院，险些将他刺杀的时候，长沙城内的官员没有任何一个前来安慰他。当他的军队在靖港被太平军击败，长沙城内的官员一个个幸灾乐祸，落井下石。湘军兵败湖口后，他派人请求江西巡抚陈启迈接济湘军军饷，遭到无情拒绝。当他不等朝廷批复就回家守丧的时候，长沙城内的官员骂他不忠，骂他是伪道学。他向朝廷索要督抚实权，又遭到无情拒绝，长沙城内的官员又将这件事传为笑柄。

自己以前太过刚强、太过桀骜了！刚强而不知道变通，桀骜而不虚心，怎么能不得罪人！一个人不能改变环境，就只能想办法适应环境，一味的刚强、孤傲，与世俗格格不入，是办不成任何事的。自己读了这么多经书，却连《道德经》“柔弱胜刚强”的道理都没读懂，真是惭愧！要改变自己，必须从学会以柔克刚、戒骄戒躁开始！

曾国藩的人生观在这段时间内，发生了巨大的改变。多年以后，当他总结自己一生成败得失的时候，他将这一年多的家居时间，视为“大彻大悟”的关键时期。他说：“当年我很自负，以为自己本领很大。对什么事情，首先看到的都是别人的不是。那年大彻大悟之后，才发现自己根本没有什么本事，看待任何事情，首先想到的都是别人的好处。所以，从那年开始，我的人生观发生了根本转变，与四十岁之前迥然不同。”

所以，当曾国藩在1858年夏天重新复出后，人们发现这个曾经非常令人讨厌的曾国藩，完全变了一个人，居然是那么的低调、谦虚、和蔼可亲。人们渐渐地忘掉了过去与曾国藩的不快，主动与曾国藩改善关系，就连最看不起他的左宗棠，都改变了对曾国藩的看法。

当时，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已经与洪秀全集团彻底决裂，他的军队在浙江、江西一带攻城略地。江西当时绝大部分的府县已经被湘军收复，而浙江则没有一位大将坐镇。在此之前，李续宾等湘军将领多次请求朝廷重新启用曾国藩。所以这时候，咸丰皇帝想到了曾国藩，命他立即出山，率军入浙。

依照曾国藩以前的性格，在接到这封圣旨之后，恐怕又要和皇帝较量一番，因为皇帝之前羞辱过他，而现在局势危急了又来请他。然而，这时候的曾国藩，已经完全转变了。他接到皇帝的任命后，立马起程。同时上了一道《恭报起程日程折》，平实沉稳，无丝毫讨价还价之意。咸丰皇帝看后，感到很满意，嘉奖他说：“你这次奉命即行，可见是非常关心国家大局的，忠勇可嘉。”

曾国藩不仅改善了与朝廷的紧张关系，还试着改善与同僚们的人际关系。当然，这其中最主要的就是与左宗棠的关系。湖南是湘军的大本营，左宗棠又是湖南的实际掌权者，改善与左宗棠的关系对于曾国藩来说，意义非常重大。

曾国藩想了一副对联，叫做“敬胜怠，义胜欲；知其雄，守其雌”。意思就是恭恭敬敬战胜怠慢，恪守仁义战胜欲望；知道刚强是好的，但也要学**柔。曾国藩见到左宗棠后，请他书写这副对联。曾国藩这样做，不仅表达了自己对左宗棠的敬重，更重要的是通过这副对联的内容，向左宗棠传达一个信号，我曾国藩彻底改变了，以后不再与你和湖南官场对着干了。

对于曾国藩的示好，左宗棠表示欢迎，他很高兴地替曾国藩书写了对联。曾左关系也就此进入了一个短暂的蜜月期。

除了左宗棠之外，曾国藩还拜访了几乎所有的长沙城内的大大小小官员，其中不仅包括湖南巡抚骆秉章，连一些小小的县丞，也在曾国藩登门拜访的范围之内。曾国藩的诚意感动了这些曾经与他势不两立的对手。湖南作为曾国藩的家乡，从这一刻起，才真正成为了曾国藩可以完全依靠的大本营。

在长沙如此，在武昌也是如此。在那个肩负着监视湘军重任的满清纨绔子弟官文面前，曾国藩更是表现出了异乎寻常的谦恭，给足了官文面子。官文觉得，曾国藩和胡林翼一样，都是很会做人的人，因此解除了对他的戒心。

江西更是曾国藩遭受奇耻大辱的地方。在这里，曾国藩改善人际关系的努力要更多一些。江西官场也渐渐接受了这个改头换面的曾国藩，而曾国荃在江西战场上的优异表现也令曾国藩加分不少。所以，曾国藩在江西的处境，也比之前好了许多。

值得指出的是，曾国藩的大彻大悟，虽然是一种对世俗的妥协，但并不意味着曾国藩赞成完全的世俗化。就像他主张学习西方的前提是保持中国的独立自主一样，他向世俗低头也是有前提的，那就是保持道德底线。所以，曾国藩并没有因为向世俗低头，就放弃了对仁德、诚信这些儒家基本理念的追求。比如后来，李鸿章向他请教处理对外关系的方法时，他就说只有诚信一个办法，可以令外国人折服。

曾国藩在给曾国荃的信中说：“老弟你认为自己是笃实人，其实哥哥我也是笃实人。只是我在社会上历练多了，不得已在笃实之外，掺杂一些机谋权变。其实，这些都是完全没有用的，反而引起了别人的嘲笑和忌恨。我在家里呆了这么一段时间，总算是想明白了。今后我要恢复平实的本性，将笃实的一面展现给世人看。老弟你在外面带兵，也要保持笃实，少用权谋机变。即便对方是骗子，我们也要保持诚信。久而久之，对方也会诚信起来的。如果相互勾心斗角，则必然冤冤相报没有了却之日。”

可见，曾国藩认为，权谋机变不是好东西，只有笃实诚信可以服人。这其中，包含有戒骄戒躁的意味在，但同时也意味着曾国藩反对没有道德底线的世俗化。

曾国藩给他和曾国荃树立的学习榜样是李续宾。李续宾这个人，沉默寡言，他和胡林翼、李鸿章那些擅长权术的人是有根本区别的。曾国藩以李续宾为榜样，而不以更加成功的胡林翼为榜样，这是非常有深意的。曾国藩并不喜欢权术，在他心里，笃实诚信永远是第一位的。

曾国藩的人生理想是做圣人，圣人向世俗低头，必然是有限度的。处理好人际关系，戒骄戒躁，低调谦虚，使周边的人不对自己做事形成阻碍，这就可以了。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的世俗化，比如为了功名利禄不择手段，甚至触犯法律，那就不是曾国藩所要做的了。

现在很多人学习曾国藩有个误区。就比如一个大学生，刚开始的时候满怀期望走向社会，结果碰得头破血流。这时候，他看到了一些与曾国藩相关的书，开始学习曾国藩，彻底向世俗低头。为了升职，为了涨工资，为了更好的福利待遇，不折手段，甚至不顾道德的谴责，不顾法律的约束。这样的人，就完全背离了曾国藩的根本精神。或许他能够暂时获得一些成功，但最终是要付出沉重代价的。一味的与世俗格格不入自然不好，但因此而走向另一个极端，完全为世俗而活，那也是没有意义甚至是非常危险的人生。

在曾国藩大彻大悟的这段时间里，战争的局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。首先是1857年10月25日，彭玉麟率领的内湖水师，在杨载福率领的外江水师的接应下，冲出湖口。内湖水师与外江水师时隔两年半之后，再度合为一军。第二天，李续宾所率领的湘军陆师，与彭玉麟、杨载福率领的湘军水师密切配合，攻克了湖口重镇。

紧接着，1858年1月22日，刘长佑率领援赣军攻克临江府城。临江的西面是早些时候被援赣军攻克的袁州，再往西就是湖南，临江的东面则是南昌，所以临江被攻克后，南昌附近的湘军与湖南大本营的联系就畅通无阻了。

1858年5月19日，李续宾率领的湘军陆师在彭玉麟、杨载福湘军水师的配合下，攻下了九江府城。自1855年初湘军开始攻打九江起，湘军为攻克这座城池花费了三年多时间，付出了无数生命的代价，湘军第一悍将塔齐布就是在九江城下殒命的。现在，九江终于被他们攻克了。

1858年9月21日，曾国荃等人率领湘军攻克吉安。曾国荃一向不被他的大哥曾国藩看好，但他在围攻吉安的这段日子里，临阵不乱，临危不惧，硬是凭着“扎硬寨，打死仗”的笨办法，攻克了吉安，令曾国藩、胡林翼等人刮目相看。到这个时候，太平军在江西的势力，基本上都被湘军扫**干净了。

湘军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巨大的战果，除了湖南大本营源源不断的支援之外，湘军的另一个大本营湖北的稳固，也是关键因素。

胡林翼在湖北的新政，是从整顿盐政开始的。自明朝中叶以后，中国盐政实行的都是纲商政策。纲商是一些资本雄厚的大商人，他们世代相传承运食盐，别的小商人如果想贩卖食盐的话，必须向纲商提出请求，征得同意之后才能入伙，承运少量食盐。这和世兵制是一样的。国家只会在有兵籍的家庭中招兵，兵籍也是世代相传的。总而言之，纲商制是一种大商人垄断经营的食盐贩卖制度。

清代盐政，在今天的西藏、新疆等边远地区实行放任自流的食盐贩卖政策，而在内地则实行引岸制度。所谓的引岸制度，就是说每个盐场生产的盐只能在特定区域销售，不能侵占别的盐场的引地，而某一个地区只能销售一个盐场的盐，不会出现重叠的现象。

之所以要实行引岸制度，主要是因为盐是老百姓生活当中必不可少的重要物资，而当时的交通条件并不好，如果不统一规划，放任自流的话，就很容易出现盐荒。粮食是有替代品的，没有米饭吃的话，还可以吃红薯、高粱，一般不会出现太大的问题，但盐是没有替代品的，一段时间不吃就会出现浮肿。所以，盐荒比粮荒更可怕。统一规划，实施引岸制度是必然的。

湖北向来是淮盐的引地。淮盐运往湖北，通道有二。一是走长江，至汉口、荆州一带卸货，这是淮南盐运往湖北的主要途径。二是走陆路，部分淮北盐靠陆运至湖北销售。自太平军控制长江后，淮盐通过长江运往湖北的通道被掐断了。与此同时，陆路运输也因为苗沛霖的阻碍而困难重重。苗沛霖是一个在清廷与起义军之间首鼠两端的家伙，他控制着淮盐运输的要道，收取厘金，因此发了大财，兵强马壮。

这样一来，湖北人民可就吃不到淮盐了。清政府很清楚这一点，但他们不敢下令湖北人改食其他产地的盐。淮南、淮北是当时中国最大的盐场。如果擅自剥夺淮盐引地，导致淮盐不能振兴，那么为数众多的盐场工人将失业，两江的财政收入将会大为减少，而靠贩卖淮盐世世代代保持富贵的纲商们也将全部破产。当时的政策规定，每一个纲商只能有一条贩卖路线。运淮盐至汉口卸货的就只能运到汉口卸货，即使荆州在闹盐荒，也不能将盐运至荆州售卖，更不能擅自改运川盐、粤盐等等。所以，这些纲商的荣华富贵和淮盐的兴旺与否是完全捆绑在一起的。淮盐不能振兴，他们必将破产。清政府考虑到这些因素，一直不敢承认其他产地的盐运往湖北售卖的合法性。

湖北的邻省四川，是一个产盐大省。湖北人吃不上淮盐后，大量川盐通过长江走私至湖北。晚清盐政史上最重要的一个事件，也就是所谓的“川盐行楚”就这么产生了。日后长期担当两江总督的曾国藩为了恢复淮盐的引地，试图将川盐逐出湖北，但直到逝世，曾国藩也未能如愿，这是后话。

日后作为两江总督的曾国藩当然要关心湖北人是吃淮盐，还是吃川盐，但此刻作为湖北巡抚的胡林翼，并不关心这个问题。他更关心的是怎么利用盐赚钱，为湘军筹措更多的军饷。胡林翼和官文商量后，决定允许私盐进入湖北，只需按规矩上缴厘金，私盐就可以在湖北境内合法地销售。这样一来，盐商贩盐入鄂的积极性迅速高涨。不仅是川盐，其他产地的食盐，比如粤盐，都进入湖北，甚至还有些胆大的盐商，穿过苗沛霖的地盘，从淮北运盐到湖北来销售。这样一来，湖北的厘金收入暴涨，财政情况变得非常乐观，湘军军饷也有了保障。

在对湖北盐政进行改革的同时，胡林翼还和在湖南的左宗棠一样，对湖北吏治就行了整顿，进行了减漕改革，扩大了厘金的征收范围。在胡林翼的治理下，之前饱受战乱之苦的湖北出现了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。

左宗棠在湖南的改革、胡林翼在湖北的改革，为日后长期担任两江总督的曾国藩在两江的改革，提供了弥足珍贵的经验。曾国藩日后的改革，也是围绕厘金、减漕两块展开，其中厘金一块主要指的是盐厘，这就涉及到曾国藩对两淮盐政的改革。这将是后文所要详细讲到的内容，在这里先借叙述湖南新政、湖北新政的机会，使大家有个初步的印象。